(二百二十三)示威（2 / 3）

听了冯国璋的话，屋子里的中国军政要员们全都忧声叹息起来。

此时的徐世昌，听着外面的阵阵吼声，目光又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桌子上的报纸上。

报纸上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，无一刻不刺痛着徐世昌的神经：

“事实上，如果没有西原借款，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，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，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，除了京张、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，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（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）活着，寅吃卯粮，动辄就滥发公债，维持局面，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，发了公债也没人买。显然，这样的中央政府，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。而有了西原借款，一切便都不同了。”

“虽然说，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，日本寺内政府及原敬政府的对华策略，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，呈现出怀柔的一面，但是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想要拿到的东西，或者说，他们的目的，只是要使‘拿’的这个过程，显得动作柔和一些，不太象明火执仗的硬抢。这种柔和的‘拿’，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，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。”

“尤其让我等中国人感到痛心的，是日本人竟然借此借款的机会，插手我们中国的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当中这本是‘二十一条’第五号的内容，那时候，日本用武力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，现在凭借着大把大把的日元，也都偷偷摸摸的实现了听说准备编练的中央军，军械全由日本提供，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练。我们不难看出，这中央军的编练，其实就是日本军队的翻版不仅经费来自日本，军队的编制是日式的，教官是日本派来的，武器装备也全部采用日本的，连拖炮用的马，都从日本进口从晚清到民国，国人军事现代化，初学普鲁士，后学日本，本不奇怪。那时中国的很多军校、讲武堂，甚至连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，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，按道理学的只是如何做士官，兵头班长，结果回国之后，都当了将军。但是，象中央军这样，武器装备、军队编制加上马匹军装，从头到脚由日本方面主动包揽下来的军队，还是第一次。大方地出钱出人出力的日本人，还特意强调，新编练的中央军，‘须有国家性质，将来可备中央自由调遣为断’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中央军以后就是北洋的中央军。而现在，北洋即皖系，至少皖系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因此，所谓中央的军队，就是皖系的嫡系军队，也就是他段祺瑞的私军。听闻中央军的一个旅长在队列讲话里竟然这样说：‘军队就好比是狗，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。’从这话便不难看出，这中央军的主人不是国家，更不是人民，理所当然，就是段祺瑞”

梁士诒忧心忡忡地放下了报纸，说道：“芝泉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现在应该出来给个说法啊？要不然，咱们这政府怕是没法子再做下去了。”

“咱们还是派人去边防督办府问一下他的意见吧”听了梁士诒的话，黎元洪如释重负般的出了一口长气，叫过一名总统府官员吩咐了几句，官员领命而去。

而此时的黎元洪和徐世晶冯国璋等人并不知道，段祺瑞已经在给学生们“说法”了。

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，边防督办府外面也是人头攒动，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将整个胡同堵得水泄不通。

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生们，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，聚拢在边防督办府的门前，而边防督办府的大门紧闭，外面大约有一百多名持着枪的军人们组成了人墙，阻住了学生们的前进道路，学生们虽然一直在高呼着口号，但却并没有向前冲击，而是显得很是理性，而他们面前的军人们，也都将枪上的刺刀取了下来，插入到了腰间的刀鞘之中。事实上，刚才在督办府卫队长的命令下，他们已经将步枪内的子弹退了出来。

“我们今日来此，并非是专和段督办为难，只是我们心中有疑惑不明，想请段督办出来，当面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为首的一名学生领袖对面前的一位军官说道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，我等虽为一介草民，但虫儿虽小，亦知亡国之耻希望段督办能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白的交待”

“兄弟知道，诸位一片爱国赤诚，兄弟已经派人进去通报了，段督办一会儿就能出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。”面前的军官无奈的说道，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哀求之意，“请诸位稍安勿躁，别让弟兄们为难，弟兄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”

此时，如果有后世的粪情站在这里，看到这样的一幕，一定会吃惊得目瞪口呆。

对粪粪五毛们来说，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时期的历史，大都是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时候，军阀当局出动军警残酷镇压，爱国学生喋血街头的故事。而现实的情况，却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

如果说以前他们理解的学生是老鼠，军警是猫的话，而事实上，却是学生是猫，军警是老鼠

粪青五毛们当然不会了解，自晚清以来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，已经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。这种意识形态，落实到了政体上，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，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。从专制到共和，彼此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进行的。袁世凯的弘宪帝国的覆亡，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。使得即使是拥有武力的军阀武夫们，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强大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此时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，当家的武人对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，因此，他们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，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动。另外，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，学生闹事，往往高调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具有相当大的“天然合理性”，即便他们是无理取闹，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。在清代帝政时代，每届科考，应试的举子闹事，只要闹得不太过火，最后几乎都会被优容。在士子和丘八之间，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，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。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，在晚清的时节，士兵们就不大敢进学堂生事，哪怕这个学堂里有党需要搜查。到了民国之后，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，并没有消除。即使有上峰的命令，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，怕三怕四。有的军警甚至当面称学生们为丘九，说我们是丘八，你们比我们大一辈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出现眼前的这一幕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