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一章 大明朝必亡（2 / 5）

大明真正高贵的士农工商，永远与王资等贱籍隔了一条名为“科举”的鸿沟。

世人皆知大明朝农、商、军等籍的百姓皆有内阁首辅、六部尚书等“梦想”官职可以晋升，来满足这些主流人口的晋升幻想。

那么这些贱民除了颠沛流离，又有何出路？

更何况王资的山西乐籍已经是大明贱籍中较为好的了。

有些乐籍可是教坊司中的乐籍，为奴为娼就不说了，最关键的是世代为奴为娼。

除去乐籍外，还有诸多其他悲惨的贱籍。

例如：终生不可上陆的渔户、只能依附于豪门望族，从事于各种服务行业的丐户等等，

这些户籍都是在大明备受歧视的贱籍。

此举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威慑大明朝的良籍不敢犯罪，

问题来了，世人皆知罪犯之子可能会受到罪犯的影响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上，

让罪犯的后代背负父辈的罪孽的确是有些道理的，

更何况如果纵容罪犯之子随便参与科举，那么罪犯直接拿着刀剑冲入考官家中，威胁其录取罪犯之子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出现。

总之，让被罪犯影响到的罪犯家属受到科举限制是合情合理的。

但不被罪犯影响到的罪犯之子呢？

假设一人是杀人犯，强抢民女后生下一子，此子启蒙前其父被午门斩首，那么这个孩子还应该背负他父亲的罪孽吗？

按照大明律，此子就是过不了科考前的“身份”调查，也就永远没有机会入朝为官，

除此之外，犯罪还直接影响其十余代后人，这样合理吗？

明初四海初定，有大量暴元以及类似陈友谅等手下败将的余孽，

为了防止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步入大明官场，的确是需要一种制度来打压这些有深仇大恨之人，

而明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，朝廷也没有余力对每一个“疑似”余孽的人进行针对性考察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被犯罪分子所影响。

所以说户籍制度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手段，在明初的确是比较省时省力的处理罪犯及其家属的手段，

可问题是时间久了，户籍制度就定然会导致大量无辜之人永世不得翻身。

不说别的，正德皇帝面前的王资，就是对户籍制度的正确性的最好反驳。

在正德皇帝眼中，王资这个乐籍出生的贱人，却无师自通了“大饼理论”，还能反驳正德皇帝对大饼理论的理解，进而完善正德皇帝心中对大饼理论的理解。